9月号山西晚报封面人物田建文38载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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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选择，成就一段考古传奇

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下发《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要求学习田建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的考古情怀”“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田建文，男，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共党员。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一线从事考古工作至今，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这是《通知》中的一段介绍，没有过多渲染，甚至没有修饰，看后却让人产生了疑问。年生，年就大学毕业。那说明，田建文不到16岁就上了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年，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缺乏，大学生都被称为“天之骄子”，田建文作为北大的高材生怎么到了基层工作？当时实行大学生分配制度，组织决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不是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田建文的“主动回到家乡”背后有什么故事？38年在基层，寥寥几个字一笔带过的是一个人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就算毕业时有激情有理想，难道中途没有后悔没有纠结？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记者开始了对田建文人生的回溯。

选专业　15岁走上考古之路

田建文出生在襄汾县北王村。襄汾县由襄陵县和汾城县于年合并而成，都是设县上千年的古县，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襄汾陶寺遗址如今便以“尧都”“最早中国”而著名。可以想见，境内文化古迹、遗存之丰富。有些报道说，正是村里的古迹，让田建文走上考古之路。

田建文否认了这一点。他出生在普通农家，一个小孩子其实对考古没有什么认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自小聪慧，5岁入学，进了村里办的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半年后学前班停办，他就跟着一年级直接上了二年级。那时候的学制是小学初中高中“”，于是，年，1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考大学了。

田建文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三志愿是吉林大学。当时填报志愿，不像现在这样，是考完试、分数出来后填报，要在考试之前确定。看着志愿中这些名校，可以想见他学习有多好，又有多么自信。时过境迁，田建文现在说，“当时课本简单，我几乎都能背下来”。

三所大学，他都选择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似乎证明了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其实，也不尽然。

年，“文革”结束不久，特殊年代带给人的影响还很深，对于文学、艺术这些学科，总害怕被政治风潮所波及。田建文的堂伯父是县剧团的导演，之前受了些冲击，所以家里面并不希望他学文科，田建文从自己的性格和学习成绩出发也不倾向理工科。在文科的众多学科里，考古是冷门，且和土坷垃打交道多，挖出来什么就是什么，特性和理工科最为接近。所以，他才报考了考古专业。这样的阴差阳错，成就了他传奇的考古人生。

选工作　不当老师甘做技工

上了大学之后，田建文才对考古有了准确的认知。宿白、吕遵锷、李仰松、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等这些全国著名的考古学界专家都是他的老师，实习的时候，带队老师邹衡被称为“商周考古第一人”。

也就是在北大，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被激发出来。邹衡带他们去了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邹衡随便捡起一块小小的陶片，看看上面的纹路，就准确断定了年代。这让田建文崇拜仰慕，也让他确立了自己的使命：用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书写中国古代史。如果说报考考古专业，还是田建文少时有些偶然的选择，那么这一次，他将用全部的才华和生命来证明他的选择。

大学毕业的时候，田建文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高校教师，身居象牙塔，社会地位高，收入也不错，然而，田建文拒绝去报到。

田建文说，他没学过教育，没有教书育人的本事，去了师范大学培养教师，不是误人子弟吗？更何况，当时全国只有9个高等院校有考古专业，没有任何一个师范类大学开设考古专业，他去了也无用武之地。“我想干考古，一点儿也不愿意去教学，只愿意从事具体的考古工作。”田建文说。

然而，派遣证已经到了山西师范大学。那个年代，想改派并不是那么容易，田建文四处申请，诉说理由，宣示对考古的热爱。但制度就是制度，于是，他心一横，不上班不报到，直接去了侯马的考古工地。

因为大学期间对晋国史产生的兴趣，田建文跑去了侯马。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所在地，有大量的考古工地。田建文赖在那里不走，甘愿当一个无名无分的临时工。

10个月后，省里面看到了他的坚定，也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打动，把他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地点还在侯马工作站，身份还是临时工，领的是技工的工资。从干部到技工，他虽感到有点儿落差，但能让他干考古，其他的也就都无所谓了。

选前途留在侯马坚守一线

考古的意义，田建文说是要“书写中国史”，还有种诗意的说法是“追寻祖先走过的路”。但是，真正从事起考古工作，体现不出那种崇高感，更看不出一点诗意。

考古工作者行走在荒郊野岭（田野考察），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发现，工作就变成挖土刨坑（探方）和拼凑碎陶烂瓦（拼对），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可言，更没有盗墓小说描绘的那么惊险刺激，一点小小的成果都要经过长时间枯燥且乏味的操作。

田建文大学毕业时20岁，年轻人有热情爱冲动，一些阻碍更会激发起好胜心来。所以投身于考古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靠着热情终究不会长久，考古需要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沉静和不计得失的韧性。

对这种枯燥的工作，一旦过了新鲜期，就会陷入迷茫和无力感，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虽然留下来但也在日复一日中丧失斗志。

田建文也有离开的机会，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是改变命运向上跃升的机会。

年11月，晋南地区有个考古项目，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苏秉琦前来考察，田建文负责陪同。对这样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没一个老师不会喜欢。苏秉琦就想收归门下，后来又委托给自己的弟子、国内史前考古权威、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为了收到这个好苗子，招考条件简直为田建文量身打造：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有重大成果，但有一个条例是：为侯马工作站培养人才。

年研究生毕业，命运给了田建文又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可以去北京工作，回山西也能留在太原，哪儿都比侯马好。然而，田建文都放弃了。因为他研究生学习的方向是“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认为，要完成这个课题，必须在一线，必须在基层，于是又返回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当时的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是个空白，田建文立志要填补上这个空白。年，田建文和同事在一次田野考察中，偶然发现了枣园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然会给他磨难，并让他从磨难中得到淬炼。年4月，32岁的田建文遭遇车祸，头部受了重伤，做了开颅手术。不幸中的万幸，手术很成功。一周后，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不听医生劝诫，偷偷跑回考古工地。路上颠簸，再次颅内大出血，又做了两次开颅手术，才算抢下这条命，但也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话说不了，路走不了。

恢复的过程很艰难，然而也有几分神奇。因为在家里恢复得不理想，熟知他秉性的好友、同事们把他拉到了考古工地上，每日所见所闻都是田建文最念念不忘的“景色”，薛新明希望它们能刺激田建文。果然，手术一年多后，两人在一起散步时，田建文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就是“考古”。或者可以说，因为田建文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了考古事业，而这项事业也不吝回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年，田建文已经恢复到可以独自锻炼。组织上照顾他，将他调离一线，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但几年后，田建文又回到了考古一线，田野调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来的材料，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的热爱依旧，勤奋依旧，没人能看出这是一个曾跨越过生死大关的人。

田建文说，他恢复的方法就是走路。50岁以前，一天要走步，上午步，下午步。50岁以后，每天也有步。别人去考古工地坐车去，他就是走着去。不仅锻炼身体，同时也在思索考古学的一些问题，也在观察着工地周围的情况。

年后，田建文决心要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连续参加或主持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等几个大项目，成果斐然。

于是，在山西考古界里，就长久地有这样一个身影，斜挎着绿色军挎包，蜷着一只手，拖着一条腿，行走在遗址、墓葬以及残垣之间，步履匆匆而缓慢，形象并不伟岸，也不光辉，然而，这样的一道身影，为山西的考古事业留下了传奇，更讲述着隐没于黄土之下的祖先故事，为中华文明史留下最可靠的注释。

八字箴言，薪传三代学人精神

现在，田建文有个绰号叫“二五蛋”，指他年在临汾、运城二市五县主持发掘过10个考古工地。而此前参与和主持过的考古项目就更多了。同时，历年也有多篇50多万字论文发表，对枣园文化和晋国晚期都城的论证，更有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么多成绩，得益于他38年来扎根基层深入一线勤奋的工作，也来自于中国考古人薪火相传的治学精神。

“让材料牵着鼻子走”

9月17日，跟着田建文，山西晚报记者一行来到闻喜县上郭—邱家庄遗址。这是一处晋国晚期的文化遗存。路上，田建文随手指点，在遍布田垄和公路的原野上，勾勒出一座两千多前的雄伟城池。他说，这儿是古曲沃，曾是晋国第一大城。春秋早期晋国小宗篡夺大宗的曲沃代翼故事就从这儿开始。然而记者一行只看见青色的庄稼蔓延至天边，无法如田建文一样，眼中是一幕幕恢弘的历史大戏。

遗址已经经过发掘，发现的陶片、瓦片装了成百袋，一袋一袋摆放在工地操作间的架子上，还有一些就铺在塑料布上，这是洗过要晾晒的陶片。探方也开得整整齐齐，往下挖了两米深，其中有些圆圆的坑。

田建文说，这是一个晋国晚期的大壕沟，是当时人们填埋垃圾的地方。但这个大壕沟连古人也不知道，下面还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活的遗迹。“这儿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这儿是劳作的地方。”他给山西晚报记者说着，和刚才一样，在记者眼里，这里还是平平无奇的土坑土堆，在他眼里，却已经浮现出四五千年前一户普通人家生活的景象。

发现的这些陶片、瓦片，得一片片清洗、拼对，也许能拼对出来个什么陶陶罐罐，也许本身就是孤立零散的，但没拼对以前，谁也不知道。这是个枯燥单调的活儿，且需要分外细致以及对这些陶片的熟稔。38年来，田建文早喜欢上了干这个活儿，毫不起眼的陶片，他会说花纹造型是多么得美。

这也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田建文，北京大学上本科、吉林大学上研究生，对他个人事业最有影响的就是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忠培曾告诉过他“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达到把死人说活的目的。事实上，这也是张忠培的老师、新中国考古事业开创者之一苏秉琦坚持的观点。三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夯实着中国考古学的根基，为中国考古事业划定了正确的路径。

田建文素来要求自己“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他的收获和遗憾都来自于此。年，他在《北方文物》上发表过以此为题的文章，回顾了自己在侯马晋国遗址20多年的研究中，“有三个问题犯了没有吃透考古材料，就‘乱戴帽子’的毛病。”比如因名取义，将侯马东台神村西北、汾河岸边三座大型夯土台基认作是祭祀汾河河神台骀的场所，事实上那是早已经消失在史籍中的晋虒祁宫遗址。

坚持这种学风，田建文有些时候甚至会反对自己老师的观点。考古大家邹衡是带着田建文实习的老师，他摸陶片的功夫尤其令田建文佩服和敬仰。年，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发现，邹衡先生断为晋国的始封地“唐”，但田建文发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一文否定了这种观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遗址没有发现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田建文的观点，这让他感慨：“‘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大音声希！”田建文听说，邹衡先生非但没生气，反而非常赞赏。

邹衡先生的误会，缘于接受古代文献的误导。田建文由此思考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的关系。他后来说，“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只能把一条文献当做一件器物或一处遗迹来看待，最终目的是达到与历史学殊途同归。”这即是说，不说文献或有真伪，哪怕就是真实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只能是互相印证，而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明文献资料。考古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东西，考古工作者要以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去书写历史，即苏秉琦徐先生说的“考古学的目的是修国史”。

正因如此，虽然说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文学、文字、文献、艺术等多方面的素养，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自己的一套认知系统，才有可能达到或者走进人类的真实历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历史。

“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很早就有人类蕃息繁衍。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几百处，但多年来没有找到一处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田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这样的文化遗址，可以说是他的使命。

田建文他们也在寻找，在晋南大地上“游荡”，听说翼城枣园村曾发现过红陶片，就跑到了那里，经过几天对周围地区调查之后，好戏在最后。同事杨林中后来回忆：

年5月11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小河口水库东北的枣园村，一路上我笨鸟先飞拿着铁锹在前面披荆斩棘，薛新明唱着吕梁山民间小调，田建文跳着过河掉进齐腰深的淤泥里，快乐地来到枣园村。先是在村外调查但收获不大，抱着一丝幻想我们进村了，在一条通往村中的小路边垃圾堆旁边，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发生了。垃圾堆旁边的洋槐树上拴着一头牛犊，调皮的田建文用手铲挑逗着牛犊，牛犊恼怒之下刨动着身下的垃圾，结果竟露出红陶片，田建文激动地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经过清理发掘，发现这是古代房屋遗址，房内出土很多破碎红陶片，复原出二十多件陶器，其中泥质陶壶、钵、盆，陶质细腻，呈鲜艳的红色，独树一格。开始命名为枣园H1遗存，不久便改称为“枣园文化”。年又发掘了枣园遗址，在两米的地层内，发现了延展了年的三期遗存，总共出土、复原了陶器多件，并发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研究确定大约距今—年。这是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田建文和同事薛新民、杨林中提出，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就是由枣园文化发展而来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庙底沟文化谱系、渊源重新研究的浪潮。

田建文的诸多成果都是如此，用确凿无疑、真实无误的考古材料，促使、推动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和认识。

夏县西阴遗址，在这个中国考古学开始的地方，田建文和同事又一次发掘，得出结论，西阴文化完全可以替代沿用已久的庙底沟文化，并确定了它在仰韶文化中的定位。

侯马晋国遗址，他提出宫城保护晋公、六卿占据“卿城”等的“新田模式”，得出“晋都新田为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战国一代城市形制的先河”；

绛县横水墓地，田建文在清理出土的铜鼎、铜卣等器物上发现铭文，后来证明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倗”国遗物，一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西周诸侯国由此重新为世人所知；

他分析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不同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鬲，得出结论，西周早期，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后期，周文化已成为晋文化一部分，对梳理晋文化源流、脉络和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另外，他的研究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延伸，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宋元辽金。他通过对稷山县马村金元时期段氏家族墓葬的考察，总结出“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戏养神”的三善文化，提出“弘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今天获得新生，注入新的活力，并影响明天乃至永久”。

38年来，田建文成就惊人，他自己也颇为骄傲，以至于阻止儿子“子承父业”报考考古专业的理由竟然是“干考古，你再干也干不过我；因为你不如我幸运，没有那么多名师的指导。”38年后的今天，问起他最为得意的项目或者发现，他说是年在隰县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接近底部有钻孔的罐子。他据此判断，匈奴人来过这里。那个钻孔是匈奴人做奶酪留下的，汉族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说，别人看到也可能分辨不出来，那是他“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并且，那个发现印证了他们关于蒲县曹家庄墓地结论的正确性。

蒲县曹家庄墓地是年初开始发掘的，清理出墓葬42座，时间从战国晚期延续到王莽时期。在曹家庄墓地一些洞室墓里，他发现了底部有大方形戳记的陶器。综合墓室规制和葬俗的研究，他由此断定是汉武帝时期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的墓葬。这一发现弥补了黄河以东的广大范围内未见匈奴文化的空白。

让田建文最为感喟的是，曹家庄墓地整个发掘、研究过程，都是在他导师张忠培先生远程指导下进行的，是师生深厚情谊的另一种体现。

尽管当时田建文已经是卓有建树的考古学家了，在张忠培先生的眼里，他还是那个20出头刚入门下的年轻人。张忠培对弟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也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