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河中地区的建置和河东府的设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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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地区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山西省西南部的永济、运城、临猗、石楼、永和、隰县、蒲县、汾西、洪洞、临汾、霍县、安泽、浮山、襄汾、河津、稷山、新绛、侯马、翼城、绛县、万荣、闻喜、垣曲、夏县、吉县、乡宁等县，一度还包括今河南省的灵宝、卢氏、栾川等县以及陕西省的韩城、合阳、澄城、大荔等县。

社会经济以农业与盐业为主，手工业亦较发达，交通便捷，商业繁荣。由于其地跨今晋、秦、豫三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控扼关中，东向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受到了唐五代时期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河中镇的前身是河中府，河中府则是蒲州的改名，而河中镇的治所在蒲州，故三者关系密切，论述行政建置时，缺一不可。此外，河中镇又位于河东道，这样又与河东联系在一起，渊源颇深。

河中与河东

“河中”之名，应始于开元九年，这年正月丙辰，玄宗颁救:“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而“河东”一词真正成为官方的行政区划名，始于战国时秦国所置的河东郡。魏武侯二年，为公元前年，是魏国扩大安邑城的时间，至于白起夺安邑，置河东郡的时间却语焉不详。但却没有说是否在河东置郡，而且夺安邑者乃司马错而非白起。查阅史籍，均无记载秦置河东郡的确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工具书索性将两种记载综合起来，河东郡，“战国魏置，后属秦”。仍然没有确切的设置时间。

对于河东郡的管辖范围，谭其骧先生认为有皮氏、北屈、安邑、左邑、蒲反、平阳六县。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永济市、万荣县、河津县、闻喜县的范围。其治所在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汉高祖统一全国前又设置了河东郡，河东郡的重要地位，在史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汉文帝曾对大臣季布言:“河东吾股脑郡，故特召君耳。”可见其对河东郡的重视程度。东晋义熙十四年移治蒲坂县，即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一直到唐代其治所未再有变化。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魏武帝将河东的战略地位彰显无遗。进入隋以后，河东郡是河东地区通向关中的重要门户，隋大业十一年，李渊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后，遂以太原为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经过充分的准备，李渊在太原起兵，进而建立唐朝，但是作为龙兴之地的河东地区却并不太平，在武德二年，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进攻并州地区，唐军节节败退，“时王行本犹据蒲反，未下，亦与武周相应，关中震骇。”

李渊提出放弃河东的打算，秦王李世民指出河东作为京袭地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如果放弃河东，那么唐无疑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上将面临被动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河东”一词，仍为地理名词，并非行政区划名。

贞观初年份天下为十道，河东道辖有蒲州、绛州、晋州、爆州、汾州、慈州、潞州、泽州、沁州、辽州、太原府、代州、蔚州、忻州、岚州、宪州、朔州、云州、石州等十九州。此时河东地区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和河北西北部，相比汉魏以来“河东郡”的范围己经扩展了很多。

到开元二十一年，将唐初的十道分为十五道，开元年间的这十五道每道皆设置采访使，并有治所，河东道的治所在蒲州:为什么后来设置的河东节度使治所改在了太原府，原因何在?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由军事形势所决定的，治所在太原，有利于对太原以北诸军州的统辖，如仍在蒲州，位置明显偏南，不利于对北边军州的控制与对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族侵扰的抵御。

鉴于河东重要的军事地位，唐玄宗在开元九年正月又升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可知之所以将蒲州提升为府，乃是因为置中都之故。同年七月，罢中都，河中府遂又恢复了蒲州之旧名。大历五年八月，宰相元载上表，请求在蒲州仍置中都，疏入不报。唐肃宗乾元三年三月，重置河中府。

河中府的设置

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唐代河中府的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西南的蒲州镇，

华林甫先生认为根据唐代的典制，先天二年()十二月开始改元为开元，实际上就是说开元元年只有十二月一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有开元元年正月、五月之说；开元六年之时，姜师度任职陕州刺史一职，而非河中尹；至于开元八年说当为河中置府的申报年代和动议时间。田尚先生亦指出河中府建置年代有开元元年、开元八年、开元九年等三种不同记载。

对于河中府的设置年代，虽然文献记载时间不一，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河中府的初置时间应为开元九年。河中府的建置是其在唐代政治版图中地位有所提高的重要标志。现存的史籍中，没有明确说明玄宗在蒲州建立河中府的原因。

田尚认为蒲州之地为京城东边的军事重镇，蒲州的得失直接影响长安和洛阳的安全，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蒲州之地的富庶能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因为洛阳更易接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丰富的物产。在这一点上，蒲州之地与洛阳有些类似，蒲州更易接受黄河以北的税物。另外则是蒲州处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当皇帝往返于两地之时，蒲州成为一个合适的中转站。因此在开元九年设置蒲州为中都时，玄宗积极地开发蒲州，以“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恤之利”的姜师度为河中尹。

唐廷以姜师度为第一任河中尹，是鉴于姜师度有着丰富管理经验。唐廷想借此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逐粮天子”被动境地。姜师度早年就有着丰富的水利治理经验。

然而仅持续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丽正殿学士韩覃请求罢去中都，韩覃在奏章中以营建中都，百姓负担过重，府库耗费过大，河东百姓可能面临丧失安身立命之所；此外，既建中都，则必须增设官员，进一步增加百姓的负担；而设立中都的目的，在韩覃看来，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游幸之需，而不顾兆庶之困。

韩覃提出的这些反对意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鉴于朝臣的反对，河中遂又被罢去中都的地位，同年“秋七月戊申，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如果按照前文河中府的建置年代为开元九年正月，至同年七月而罢，河中府仅存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被废置了。

河中府的被罢，蒲州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在天下诸州中，其地位仍然是很高的，。刘禹锡曾指出“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张说在开元十一年，调京兆府连同蒲州、同州、岐州、华州共计十二万“长从宿卫”保卫京师的安全，其中只有蒲州隶属于河东道。开元十二年，蒲州的地位再次上升，“同、华、岐、蒲为四辅州”。

乾元三年()蒲州第二次升为河中府，这时候的河中府在地位上与京兆、河南二府的地位相当，“(乾元三年三月)甲申，以蒲州为河中府，其州县官吏所置，同京兆、河南二府。”随着河中府政治地位的提升，河中府管辖的地理范围也随之进一步的扩大，乾元三年改蒲州为河中府时，“乾元三年因置河中府，割朝邑县置”。朝邑县今在陕西大荔县，河西县今在陕西合阳县东南，朝邑县、合阳县在并入河中府之前原属于同州，经过这样的调整，河中府地跨黄河两岸，这对河中府加强对黄河两岸的交通和治理是大有裨益的。从此，河中府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