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夏朝在对外扩张中衰落之缘由

引言

少康中兴以后，接受了太康失国的教训，重视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传说他任用商人先祖冥作水正，冥努力治水，以身殉职，这就是文献所载的“冥勤于官而水死”,可见夏代对农业和水利的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渐强、少康之子后杼时夏王朝开始强盛，又经槐、荒、泄、不降等数世夏王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开拓疆土，夏代中期以后，其疆域已从伊洛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拓展到西起太华山以东，东至豫东平原，北自晋西南，南达南阳盆地的广大地域。

土地和财富的增加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和骄奢，自孔甲开始日益腐化，对内赋敛无度，民怨沸腾；对外大肆掠夺，引起诸侯叛夏。

至夏桀，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与此同时，商族崛起，在商汤大军的打击下，统治多年的夏王朝终于被商王朝取代。

夏代的对外战争在夏王朝建立之初，淮泗至济水流域已存在足以与之抗衡的夷人势力，诸夷的叛服直接关系到了中原王朝的统治。

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代表了第一次夷夏交争，蚩尤失败了，但东夷势力继续西进，参与逐鹿中原。夏王朝建立不久，夏后氏的政权就被夷羿取代，这是第二次夷夏交争，夏后氏奋力抗争，经数代努力，几经波折才扭转了形势。

太康、仲康在流亡中相继死去，后相继位，得斟灌、斟寻的支持，稍加喘息便开始了对东夷的斗争。他东迁帝丘，固然是为了躲避后羿的追杀，但和开拓东方的斗争需要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时东方主要有“九夷”，即所谓“夷有九种，日畎夷、于夷、方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主要分布在今山东、苏北的济水、泗水一带，与之分布地域相连的还有淮、泗之间的淮夷。

他们虽然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繁荣昌盛，但存在很多酋邦或方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较容易各个击破，据记载:不战而于夷宾服，反映后相对九夷分化打击取得了成效。由此也引起寒浞的警觉，派人追杀，必欲置后相于死地并绝其后。后相终被杀害，其子少康幸免于难，并逃脱了追杀，在积蓄力量准备复国之战的同时，继续致力于争取东夷诸部。

少康复国以后，后继者继续开拓东方，相传少康居于原，在今河南济源县境内，其子后杼立，将政治中心迁往老邱，其地在今开封陈留北，都城的东迁，是与致力经营东方的策略有关。不仅如此，为了对付以善射而闻名的夷人，后杼改进了护身的甲胃和长兵器——矛，进行了东征。

《竹书纪年》还载：伯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得一狐九尾。后杼是被认为能继承和发扬大禹功业的夏王，周人说“杼能帅禹者，夏后氏报焉”,反映出他在巩固和加强夏王朝统治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据今所知，安定东方是他主要的功绩，在他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夷夏保了友好的关系后发是夏桀之前的一位夏王，可见直到夏代晚期夷夏关系都以和平交往为主，诸夷表示支持夏后氏的统治，来朝来献，夏王巡狩东方，对诸夷加封爵命。

东方平定了，夏王朝开始向其他地域开拓。如文献记载后泄之子不降继位后，“六年，伐九苑”，其地不详，有研究者提出或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述位于正南方之“九菌”有联系此说虽无法印证，而考古学却为夏王朝势力的南下扩展提供了大量实证。现在知道夏王朝前期的夏人文化二里头文化早期及其前身，主要分布于夏人的发祥地，即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汝地区。

其后有了一个较大的扩展，西到华山脚下，东南达豫东，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安徽西部向南，在公元前年前后，已沿着禹伐三苗的路线到达河南南阳盆地，今在豫中沙颍河平原上的郾城郝家台，南阳丹江边上的淅川下王岗都发现了这时夏人的遗存。

稍后，夏王朝和夏文化的影响扩展到了长江边上，如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已出现在湖北江陵荆南寺，再沿长江干流上溯，枝江、宜都、宜昌、秭归都出现了在当地原始文化基础上，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文化其内涵显示出了与二里头文化的“亲缘”关系，证实了巫山地区巴人奉孟涂为神主，即所谓“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的传说是有史实根据的。

此外，鄂东北的孝感地区，澴水、滠水中游和演水流域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富有特色的遗物，与此同时，当地土著文化的直系后裔却很难找到了。表明夏王朝时曾有一支来自中原势力的冲击，使土著文化发生了迁徙。

晋西南与夏后氏的关系也很密切。夏初武观之乱、启命彭伯寿征西河，夏代后期第十二世夏王胤甲也“居西河”西河，近人多认为其地就在今山西省西境，近年在晋西南的河津、稷山、新绛、绛县、翼城、襄汾、临汾、曲沃、侯马、夏县、运城、解州、闻喜、永济，发现夏文化遗址数十处其中夏县东下冯遗址总面积25万平方米，有大规模防御设施，还出土了石磬等礼器等，显示出在公元前多年前已纳入夏王朝的版图，更有将政治中心向这一地区转移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夏文化的影响还北向扩展到晋中以至冀北。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的伸延，以及某些所达地区土著文化直系后裔的迁徙，暗示出在夏王朝后期历史上，还存在一系列为史籍失载的战争。其中南下发展是东夷宾服后对外扩张的一个重点，可以说是禹伐三苗战争的继续。在晋西南，二里头文化与可能属于陶唐氏文化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有一段共存的发展过程，意味着和北方军事冲突相对较少，而东方商族崛起，开始构成威胁，所以将政治重心北移。

通过对外征伐，夏王朝扩大了统治的地域，在此过程中，国家机器从极不完备到获得初步发展，为兵器和车战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军队得到了锻炼和加强。二、夏王朝的衰落恢复和巩固夏王朝统治的阶段过去了，此后的一代代夏王不仅丢掉了进取精神，更将“慎乃在位”一类的“伯禹之命”完全抛弃，日益腐化起来。

史载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史书常将这类灾异作为上帝的警示，之所以引起统治者的恐惧，是因它实际上反映了民心的向背。“天有妖孽”的记载预示在十二世夏王时，社会矛盾开始加深，其后，到孔甲时，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孔甲以后的第四世夏王是桀，据记载他而骄奢自恣。他“作顷宫、瑶台，殚百姓之财”，不仅建筑高大的宫殿，还穷极奢侈，“作琼室、立玉门”、“为酒池”，由于自从国家产生以后，社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上，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

夏王朝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生活是靠“殚百姓之财”，赋敛无度实现的，相传夏代留下一部箴戒之书《夏箴》，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说的是备荒。但应是基于当时社会现实而论，在社会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的奴隶社会，广大劳动者还主要使用木、石农具时，要满足统治阶级的纵酒享乐，必然导致很多被统治者的饥寒交迫。

这无疑会引起百姓的不满，但夏桀对人民的不满却采取敌视和高压的手段，他“以虎入市，而观其惊”，认为“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毫无顾忌地“斩刈黎民如草木”这些“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行径使人民忍无可忍，呼唤“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宁愿与夏桀同归于尽。

结语

可见在夏末，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了。不仅如此，夏桀时还不断进行对外掠夺战争。伐有施氏，有施氏进献美女妹喜；又伐岷山氏，索岷山之女琬、琰二人。这些对外掠夺财富、人口的战争引起了周围方国的不满，原服属于夏的诸侯纷纷叛离，夏王朝面临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一切加剧了夏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夏后氏的统治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史称“成汤革夏”的战争中，很快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