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凤河两岸缘何成串山西村

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地区形成了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地名文化。大兴区凤河两岸的村庄有一连串山西地名，包括霍州营、解州营、蒲州营、大同营等，当地流传着“山西有多少县，大兴有多少营”“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的说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山西地名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呢？这要从元末明初的战乱说起。元至正二十八年（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深夜，面对徐达、常遇春北伐大军的步步紧逼，元大都北门健德门一反常态地打开了，随后仓皇而出的，是大元帝国最高统治者元惠宗与皇太子、后妃及一百多名大臣。这位皇帝一路上胆战心惊，连山峰塌方都以为是明军到来。为“嘉奖”这位皇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的达观知趣，明太祖朱元璋不无幽默地给予其“顺帝”的尊号。几天后，大都被徐达、常遇春率领北伐明军攻占，随后将大都改称为“北平”，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终结，持续二十多年的战乱终于结束了。二十年来兵火连天的战争，少壮者膏锋吻锷，老弱者填于沟壑，史书记载：“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路生荆棘，千村寥落。为了尽快充实人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强抗御蒙古贵族势力卷土重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向北平地区移民成为明王朝的必然选择。当时的山西地区由于受元末农民战争影响较小，号称“地狭民稠”，地方小而人口多，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出地。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允许山西人移民到北平、山东、河南这些饱经战乱、人少地多的“旷土”耕种。洪武二十一年下令“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来又屡次从山西移民到北平、山东、河南。不过明王朝对山西移民规模与速度仍不满意，于是在建文四年颁布了一项专门针对山西的新政策：“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也就是命令户部派人到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运城等地）以及泽、潞、辽、沁、汾等州去核实户口，如果发现有人多地少的情况，就将多余人口迁移到北平地区。朝廷不仅发放“安家费”以供移民们购买生产工具和种子，而且还实行五年免税的政策。洪武年间的北平移民，主要是从“移民实边”的角度。靖难之役后，以北平起家的永乐帝对从山西移民充实北平有更高热情。永乐元年（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于是改北平为北京。二月，又仿照应天府，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为迁都积极准备。迁都亦需大量移民，永乐年间，山西地区向北京地区移民持续不断，动辄万户。这么多山西移民到达北京地区后，很快涌现出以山西人为主的大批新村落。仅永乐初年从山西迁来北京的两万户移民，就可新建村左右。若加上洪武年间安置山西移民所设立的新村，则为数更多。永乐初年，大兴凤河流域，尤其是采育一带，位于永定河新老冲积扇之间，人烟稀少，水源丰沛，土地广阔而肥沃，于是有了上林苑的设置。永乐五年（年），“设上林苑监于京师（北京），取山西平阳、泽、潞之民充之，使蕃育树艺，以供上用。”《明实录》也提到：“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府等府州民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清代乾隆年间史书《宸垣识略》记载：“采育，古安次县采魏里也，去都七十里。明初上林，改名蕃育署，统于上林苑，不隶京府，乃元时沙漠地。永乐二年（年），移山东、西民填之，有恒产，无恒赋，但以三畜为赋。计营五十八。”明确记载了这次在采育地区安置山西、山东移民所形成的新居民点数量。山西移民到来之后，往往按照家乡所在地，分区域聚集，并将故乡的名称用于新的居住地点的命名，这就是今天大兴东部凤河两岸很多村庄名字带有山西味道的原因。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青云店镇有石州营村、孝义营村、霍州营村、解州营村，采育镇有屯留营村、东潞州村、大同营村、山西营村、下黎城营村、铜佛寺村（原名高平营村），长子营镇有赵县营村、沁水营村、（上、下）长子营村、河津营村、上黎城村、北蒲州营村、潞城营（一、二、三、四）村、南蒲州营村等。另外，周营村原名叫绛州营村，其移民主要来自山西绛县。从村落名称可以发现，当年这些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晋中、晋南、晋东南地区。这些远离家乡的山西人，将故土之名复制到当时的榛棘草莽之地，就仿佛自己从未离开家乡。当念起孝义、霍州、解州、长子、沁水、蒲州这些熟悉的地名时，眼前仿佛还是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桑梓故地。故土之名，是这些移民聊以慰藉乡愁的最后方式，是深植于灵魂深处“安土重迁”观念的最后执念。当他们收拾行囊，背井离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扎下根脉开枝散叶时，随他们一起漂泊的，不仅是故乡之名，更是漂泊者对故乡的眷恋。五六百年过去，这些山西味道的老地名，不仅展现了北京历史文化的丰富多样，更为后人研究明初移民提供了一手资料。（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