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之墟辨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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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福明

进入新世纪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经十五年，四个阶段，于年结束，这项工程是由国家科技部批复，国家文物局负责的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与工程进展的同时，山西晋南陶寺古城文明迅速成为考古与历史学界热议的话题。“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晋南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农耕文明的摇篮”等赞颂之声不断回响在人们耳际。这些都大大鼓舞着科技工作者和历史文化爱好者探索求新的热情与进取。

薛俊其同志依据“古国时代”的新理论与新概念，就距离陶寺遗址仅有四十多千米的孝陵遗址抢救性发掘成果以及周边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结合现存文化典籍中有关内容，提出自己已新的认识。其中，关于孝陵遗址上曾建立的大夏古国文明令人十分振奋。

新绛“唐为畿内地，有大夏之墟。虞夏仍畿内地，实翼州之域”（民国版《新绛县志》）为重要依据之一。本文就此及相关思考试作辨析和说明，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新绛孝陵曾有个大夏古国

薛俊其同志的研究认为四千五百年前后，在晋南大地新绛境内的孝陵一带，有一个古国即大夏国。大夏古国是被唐尧集团攻灭的。古国的首领和建立者是实沈。这个大夏古国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手工业产品大量用于交换，富足的生活让人羡慕。“卧榻之侧”的唐国，以“文武不修”为借口攻灭并占领了大夏。从此开启尧舜时代文明。

薛俊其把这些研究写成《华夏文明看新绛》一文，副标题为“发现大夏古国”。文章引用了《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逸周书.史记解》、《新绛孝陵陶窑址》、《新绛陶窑址遗存研究》、《吕氏春秋.仲夏记.古原》、《礼记.明堂篇》以及百年前出版的《新绛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和论述。应当说论据充分，说理透彻，使人信服。

这里所说的“大夏之墟”是指唐尧时就已存在的墟落遗址，绝不是夏朝建立之后的夏代遗存。因为《新绛县志》中明确指出：“唐为畿内地，有大夏之墟。”也就是说在唐尧之前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大夏古国。

这也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中的有关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阏伯，季日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征相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高辛氏即五帝中的第四位（见《史记》.五帝本纪）帝喾的介绍。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阏伯，老四叫实沈。居住在宽阔的丛林之中却不能和睦相处，每天寻些干戈各自带着族人互相征讨。使帝喾感觉不爽。于是把阏伯迁到商丘，主持观测辰星的事务。商族人由此发展壮大，辰星也就成了商人之星。阏伯成为商人始祖。把实沈迁到大夏的地方，主持观测参星的事务，唐族人因此发展壮大。这也是后来唐人又服事夏人和商人的原故。可见在帝喾时代，大夏之地还未成为废墟，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大夏国。

一百年前出版的《新绛县志》是由清光绪三十一年西学专毕业曾任民国山西省 务厅、财 厅长的杨兆泰、清光绪三十四年京师大学毕业。曾考中举人做过清廷中书科中书及后来多县知事的张洽民，以及当时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在山西教育厅任职的杜矅箕等参与审订的。“自民国九年着手，阅十年而造成”。其编撰之艰辛，审定之慎重，学术水平之可观，均可见之，“有大夏之墟”一语绝非狂言。

但关于“大夏之墟”也有多种版本。有人认为“在绛县”，有人认为“在翼城”，有人认为“在陶寺”……也有人解释为夏朝灭亡以后遗留下的墟落。《新绛县志》中“大夏之墟”显非后者，它专指《左传》中所说的“大夏”，或可理解为前夏，它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古国。

陶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证明了唐尧存在的历史，也证明了它就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也间接否定了陶寺是“大夏之墟”。唐尧灭西夏（即大夏国）的记载也否定了在绛县，在翼城的说法。因为在时间、空间（方位）、规模上，这些地方都不具备成为大夏古国的条件。

二、“性仁非兵”，城防不固是大夏国灭亡的主因

孝陵考古发掘，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建设项目，于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的，主要是侯禹高速公路要在这里通过。孝陵遗址调查面积为万平方米。沿高速公路线抢救性发掘，面积为多平方米，仅占遗址总面积的百分之零点五。年12月山西考古研究所以《新绛孝陵陶窑址》为题成书，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前，在发掘结束时有过简单报道，其中成组群陶窑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兴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