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红薯,我一生一世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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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来运

　　我的故乡在绛县“凤凰塬”上的郝庄乡大吕村，这里北倚紫金山，南望中条山，地势北高南低，沟壑纵横。一块块梯田，或高卧于沟崖之上，或沉降于堰头之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坡丘陵地貌。这样的地形地貌很适合种植红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家家种红薯，品种多达20多个，面积3.5万亩，号称“华北红薯第一乡”；那时候，村村甚至户户漏粉条，“郝庄粉条”名扬晋南和太原、西安等地。虽然我离开老家做餐饮行业已有29个年头了，但一想起家乡的做粉条人、粉条事，就禁不住思绪万千，往事幕幕浮在眼前…… 　　每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夜晚不再结冰，就可以栽种红薯苗了。 　　先在已平整好的地里用镢头刨窝，墒情不好的话，每窝浇一茶缸水，待水渗入土中后，再将细如香头的红薯苗根须蘸上稀泥（俗称“拉泥条”）放入窝中，按苗封土，只需将两三片叶子露出地面即可。每位按苗封土的人，都像一个大写的“之”字，有人戏称“一蹶三疙节”。第二天你去地里看，那横竖整齐的红薯苗，随风而舞已欢快地在向你招手了！种上之后，如果能来一场春雨，红薯苗更如小家碧玉的姑娘们一样，惹人怜爱。立夏以后，气温升高，在阳光的照射下，红薯苗开始猛长。只见秧苗四处扩张，和周围的兄弟姐妹相互交叉，远远望去，宛如在大地上镶嵌了一块碧色的地毯，美丽极了！ 　　仲夏，红薯秧子上成千上万朵白色、红色、粉色的喇叭花随风摆动，招来三五成群的蜜蜂前来采蜜。这些小家伙们钻进花朵，等到退出来时，两只后腿、腹下粘满花粉，满载而归。拨开藤蔓，根部有一堆隆起，透过裂缝，能看见里面的红薯娃。呵！红薯的果实是孕育在地下的。 　　上世纪70年代，农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队为了弥补各家口粮不足，年年都种几十亩红薯。每户按人头能分个一两千斤。为了便于贮存，家家都挖有红薯窖。冬春两季，红薯就成了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 　　红薯的吃法多种多样，除了最简单的煮着吃、蒸着吃、烧着吃、烤着吃，还能擦成片，晒干磨成面，掺在玉米面里做窝头，甜丝丝得非常可口。玉米面糕糕，红薯拌面汤，那是每户人家餐桌上的标配。当时流行一句话:“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再好吃的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我后来一看见红薯就想吐。别人家都拿红薯当饭吃时，我父亲却有更长远的打算：除了留一部分放在红薯窖里贮存食用外，剩下的红薯洗干净后，每天晚上收工回来点上煤油灯，偷偷用自制的擦子将红薯擦成汁，用尼龙包一点一点攥出里面的淀粉，再在瓷缸里沉淀，火炉上烘干，然后偷偷拉到勃村农场漏成粉条，在绛县城东一带换成玉米。父亲此举大大缓解了家里的粮食不足。 　　父亲在家偷偷加工粉面的事，有人报告了大队。这在当时可是犯法的事。大队革委会主任连夜召集全村社员，在民校给我爹开了批斗大会。 　　年，国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得的十几亩地，在父亲的安排下都种上了红薯。有了政策保证，父亲光明正大地展开了红薯深加工，一个新的产业就这样诞生了。 　　小雪过后，父亲在靠北墙根的位置，盘个烧烟煤的大抽灶，灶上放一口可以盛四担水的大铁锅，另外准备可以和一百斤粉面的大盆，还有水瓢、捞子等工具，就可以开工了。父亲先在小盆里打好芡，再在大盆里调成糊，然后倒上粉面，三四个人挽起袖子，一起配合揉20分钟左右。揉好后，父亲用手在面胎上一划拉说:“下啦！”我端起用葫芦抠成的瓢，装好粉面就开始帮忙漏粉条了。 　　粉条漏好后，有一位盘条人把粉条盘好，插上粉杆，吊在用土坯或砖垒的粉洞里，等到前半夜粉条冻得打住皮，再从粉洞里拉出来，三两杆靠在一起继续冻，遇到天气不是很冷，要冻两至三夜，直到冻透为止。 　　早晨天不亮，我还在被窝睡着，父亲就已开始用棒槌“啪啪啪”地敲去粉条上的冰碴子，然后交给母亲在漏粉条的大锅里融化掉多余的残冰。而我的任务就是把收拾干净的粉条拉到场院进行晾晒。 　　晾晒粉条也很麻烦，先用扫帚在场院里扫一片干净场地，用一盘8号或10号铁丝，上穿绳环，把两头固定在地下，再用撑杆把铁丝撑起来，就可以往铁丝上的环环里挂粉杆了。挂上后赶紧把杆上的粉条摊均匀，趁粉条没有定型以前错杆（就是把双层的错成单层）。等粉条完全干了以后，从晾晒绳上取下粉条，尾巴对尾巴一杆杆叠起，百斤左右打一包，就能对外出售了。 　　老一辈的大吕村人都知道，父亲和三叔是大吕村漏粉条的最佳拍档。三叔漏粉条技术高，父亲卖粉条卖得好。当年两人在大队开粉坊，一位在家漏，一位出去卖，配合默契，收入可观。父亲常对我说:“十年学出个秀才，十年学不出个生意人。”可见，做生意也是一门学问，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事。 　　有一年腊月，我和父亲去垣曲古城赶庙会。一辆小平车拉二三百斤粉条，父亲驾辕我拉车，在逶迤的中条山里跋涉。冬日的风，很硬，尖叫着、呼啸着、打着滚、撒着泼，吹着尖锐的口哨，在无边的旷野中狂飙，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犀利而刺骨。那天不仅冷，而且累。上坡累得气喘如牛，下坡扶着平车跑到腿软，一百多里地走了三天才走到。到了古城，我的脚已疼得不敢挨地，腿硬得像棍子。白天我随父亲在庙会卖粉条，晚上就睡在路边废弃的房子里，四面透风，处处漏气。那几天，我天天叫苦连天，父亲却像没事人似的,说:“我打小跟你爷爷受罪惯了，这点苦不算啥！” 　　包产到户那几年，为卖粉条，我踏遍了垣曲县的沟沟峁峁、山山岭岭；曾在翼城县张马乡和主家共睡过一条大火炕；曾在河津市南张乡换回一车车玉米；也曾在夏县胡张乡拉回一车车大豆、高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亲种红薯、漏粉条发了财的事在村里传开后，有那么两年，我村家家种红薯、户户漏粉条。但因漏粉技术良莠不齐，父亲和我成了义务辅导员，谁家粉条漏不成，总要请我们父子去排忧解难。那时，帮忙都是义务，忙活一天最多能落一盒烟。 　　后来我发现，邻村北庄、南庄、小祁、东郝、西郝等都种上了红薯，漏起了粉条，尤以小祁粉条漏得很是漂亮。再后来，郝庄乡红薯种植成了主打产业。就连乡政府门前的横（水）礼（元）公路上，也架起了“华北红薯第一乡”的花大门。 　　红薯深加工给大吕村带来了实实在的经济利益。一排排大瓦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宽阔又整齐，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吕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就连大姑娘找对象都愿意嫁到我们大吕村去。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周期性，就如一朵鲜花终究会凋谢一样。到了年左右，种红薯、打粉、漏粉条，逐渐退出凤凰塬上的主打产业。究其原因：一是春种秋收，生产周期长，资金回笼慢；二是投资大，人工费、生产资料费、雇用机械费，刨去成本，实际收益所剩无几；三是价钱低，因为以家庭作坊式生产，质量参差不齐，没有打出自己品牌，自然不能卖出好价钱。后来，我弟兄们和村里年轻人都选择了餐饮业，种红薯、漏粉条产业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每个村只有几户依然坚守着这份职业。每次看到他们漏粉条，心里就倍感亲切，偶尔也会挽起袖子给他们漏几瓢，便会得到他们的称赞：“还是你这‘门里’出身，一出手就比我们强三分！”那一刻，心里莫名其妙会有一种满足感。 　　冬去，春又来了。一年一度的种红薯工程又要开始了……多么希望大吕村或凤凰塬上，能出现一位有识之士，把种红薯、漏粉条这个产业发扬光大，走出一条规模化、品牌化的路子，带领大伙过上像粉条一样绵长且香甜的小康日子！ 　　晋南家乡的红薯呵！我一生一世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