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称谓始于西周周人何以史诗级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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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年5月下旬，岐山脚下的人们仰头看到了“赤乌降临”。那一天，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聚集在西北的一小片天空中。这是种罕见的天象，多年后，天文学家追踪证实了那一年的“异象”，这种天象年才发生一次。

看到异象的人是周族的人，姓姬，生活在岐山下的岐邑。百年前，他们的首领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踏上征途，来此定居，建立了属于自己族人的城邦。他们现在的首领叫姬昌，是古公亶父的孙子。

经历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将岐邑建设得越发强盛，人口稳步提升。当时最强大的政权是位于今天中原殷墟的商朝，周人则偏居在遥远的西部，有山河阻隔，商人称他们为西岐。周人臣服于商朝，出土的甲骨文显示周人祭祀的时候，还会祭奠商人祖先和最近死去的商王。不过，商朝的纣王非常残暴昏庸，沉溺于酒池肉林，不理朝政，百姓民不聊生。

这次天象震撼了周人。他们隐隐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或许是天命降临？

姬昌随即称王，宣布脱离商朝统治。在“天命”的召唤下，周人开启了征战之路，统治区域不断扩张。文王去世后，公元前年，其子周武王率领西土部落联盟东征，冬天时抵达洛阳北部的黄河边，跨过黄河，直扑商都。公元前年2月，西岐远征军在商郊牧野与商人全面交战。战斗异常惨烈，持续了一天一夜，次日日出时，周人大获全胜。商纣王自焚身亡，西周建立。

陕西临潼年出土的武王征商簋（又名利簋）铭文记载了牧野之战：“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寥寥4行33字，惊心动魄。这只簋与《封神演义》的故事存在于同一时期，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可以见到真身。

河南安阳博物馆内的牧野之战油画（局部）。图/FOTOE

今天，在关中平原西部的陕西宝鸡，岐山的地名，数千年未变。岐作为地名，在这里随处可见。在历史上，“岐”这个字与周朝密切相关，这里的周原遗址，散布着周人的大量遗迹。

与以残暴著称的商朝相比，周朝仿佛进入另一个文明的次元。几百年后，东周鲁国的孔子念念不忘的那个礼乐昌明、政通人和的时代，正是以文王、周公代表的先周晚期和西周早、中期。在后世，“周制”留下一个令人怀想的政体模式。周人更加娴熟地使用起语言和文字，系统地撰写历史、以诗言志，他们留下的故事和诗歌，至今仍不难读解。及至东周，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如熔岩喷发，达到令人困惑的高度。而这一切的一切，距离杀人献祭、神秘荒蛮的商朝，不过一步之遥。

西周肇建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文化上的跃升。从商到周，政治、哲学、文化等各层面改天换地。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他总结：“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

谜团重重的商周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毛公鼎内壁上的铭文。图/IC

史诗级逆袭

这段遥远而缥缈的历史，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今天并非遥不可及。

年到年，在陕西宝鸡岐山县的王家嘴村西北，周原考古队发现了一座夯土建筑的基址。基址坐北朝南，面积超过平方米，是前堂后室的两进四合院式建筑。通过地层学、器物学分析后，考古工作者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周原遗址目前可以确认的第一座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周文王，《历代君臣图鉴》清代拓本。图/FOTOE

年，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发掘现场。图/受访者提供

先周，指的是周人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期，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都属于先周。也就是说，先周是周人发迹的时期，周原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岐邑。

为了这个“先周首个”，考古工作者已经陆续奋斗了大半个世纪。

寻找先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宝鸡斗鸡台，兴盛于周原。年2月，岐山县凤雏村生产队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大量坚硬的红烧土和墙皮。考古队随后启动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浮出水面，编号为“甲组（宗庙）建筑基址”。从上往下一共有四个文化层，最底层正是西周时期。凤雏甲组拉开了周原大范围考古的序幕。

甲组基址一共平方米，中线依次分布着门道、前堂和过廊，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像一套标准四合院。除了宏大的建筑，甲组基址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西厢房第二室的窖穴中，出土了1.7万多件（片）甲骨，其中片上有刻辞。这是殷墟之外规模最大的一次甲骨发现。

那时候，因为岐山这个名字，附近一直被推测是古岐邑的所在，但没有证据。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凤雏村的发现基本确证了岐邑的中心位置。甲组基址是一处高等级建筑，这不禁惹人遐想：它会是周王的宫殿吗？至今仍有人认为，它就是文王的宅院，可称为“文王大宅”。

但考古总是小心翼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根据考古分析，凤雏甲组并不能确认为先周时期，而西周特征则很明显。在现实中，物质的使用周期往往横跨人为划定的时代，这处建筑有可能从先周一直使用到西周，但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工作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线索。参与周原考古10年并在年担任考古领队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宋江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遗憾的是，在当时的考古工作条件下，很多信息没有搜集，导致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宋江宁认为，凤雏甲组可能不是文王的宫殿，它的厢房多且小，居住的特点似乎更突出一些。根据越来越多的周原建筑遗存发现，现阶段很难指认周王的宫室，更无法确认哪座建筑就是文王住过的。

周原位于今天陕西关中西部，考古学界定义的周原有广、狭之别。狭义的周原指今天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广义的周原则指关中平原西部，渭河之北、岐山以南的狭长区域，东西绵延余70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土厚水沛，自古就是理想的栖居之地。

多年前，生存在今天陕西北部地区的周人受到少数民族戎狄的骚扰，古公亶父带领族人向西迁徙时，走到岐山下，见到这片土地肥沃繁盛，生长的苦菜都是甜的。《诗经·大雅·绵》被认为是周人的史诗，记录了这段传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他们很满意，于是“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就此定居，命名周原。

周原是中国考古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区域，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迷人的切口。年之后，考古队于年、年几次重返周原，重启大规模发掘，寻找岐邑这个目标贯穿始终。周原遗址是全国商周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数量达上千件，超过殷墟，其中大盂鼎、小盂鼎、墙盘、毛公鼎等重器以长篇铭文闻名。周原出土的万余片甲骨，数量仅次于殷墟；现已探明多座单体夯土建筑遗迹，为全国西周遗址之最。然而，这些证据还难以证明岐邑的所在，因为缺乏先周的有力证据。

年12月，考古队在周原遗址以西30公里的岐山周公庙遗址作野外调查时，在一个废弃的水渠里，北京大学考古专家徐天进偶然看见了一个小骨片，用手一擦，赫然有字。次年春天，考古人员顺藤摸瓜，在水渠边找到了一个埋藏着密密麻麻甲骨的坑，挖出来的第一片卜甲上，开头两个字就是“周公”。周公庙甲骨上一共辨认出多个字，出镜率最高的名字就是周公。随后在一片野枣树林里，考古队又发现了22座大墓，其中10座有4条墓道、4座有3条墓道，而西周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只有一或两条墓道。这些更高规格的墓葬主人不禁引人猜测：会是周王吗？但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周公庙遗址应该是周公的采邑——即国君赐给卿大夫世禄的田地，那些大墓不是周天子的墓，而是周公家族的墓。

陕西岐山县周公庙遗址。图/IC

寻找岐邑仍在继续。年，考古人员在周公庙遗址以西10公里的凤翔县水沟遗址有了新发现，发现了周长0余米的城墙，是目前所知西周最大的城，城内也有大型宫殿基址。随后，他们以周公庙为中心，四处出击，在蒋家庙又发现一座军事防御性质的周城，在周公庙之西发现了铸铜作坊……

迄今，考古人员在周原遗址发现了4片建筑区域，凤雏村和王家嘴村都在其中。如今王家嘴先周遗存的确认，为岐邑的证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证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找到每一个时代的大聚落或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目前来看，通过诸多发现，我认为王家嘴这一带应该是当时先周文化区内最高等级的中心。如果我们认为古公亶父迁岐这个事是可信的话，（王家嘴）这个地方应该是最有可能的。”

周文王在岐邑称王后，十年内似乎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商人族群，建立起周人的区域性霸权。他们逐渐东进，进攻了晋南的一些小国，距离商朝都城已经不远。文王去世前不久，在关中平原的中心位置建立“丰”作为新的都城，将势力从渭水西部的周原悄然东移。

文王去世后，其子姬发继承翦商大业成为武王，为父守丧三年后，武王率西土武装东征，完成灭商的最后一击。据《史记》的说法，商纣王聚集起70万军队迎战，武王的武装只有四五万人，但在牧野的凛冬时节，商人都无心为暴虐的纣王作战，纷纷倒戈，商王朝葬送于周人远征军之手。在后来与此有关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杨戬、哪吒、雷震子等人物都位列西土军队之中。

在商朝，周只是一个偏居西部边陲的少数民族聚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与中央王权都没有可比性。这样一个小国，为何产生灭商的理想，又如何实现翦商大业，令人好奇。这是西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西周史专家，著有《西周史》，他研究的重点，就是西周从一个蕞小的部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构了超越国家的封建秩序。

而正是这套秩序，无意间铸成了华夏社会的基石。

西土联盟与天下分封

如果以《诗经》中的说法，周人灭商的战略规划始于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凭借在西部地区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势力虽然逐步强大，但与商王朝相比仍然难以抗衡。当时周是商的附庸国，据文献记载，纣王曾听信谗言拘禁过周文王，于是才有司马迁“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周原甲骨卜辞里也记载过，商王朝曾经讨伐过周。可见，商对周有碾压之势。

周人卧薪尝胆、厚积薄发，但为了灭商，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一股别的力量加持。商朝西陲活跃着很多古老的少数民族，《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十一年，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对阵商郊牧野。这就是西土联盟。

联盟的格局，延续到了西周建立之后。周朝并不像商朝那样以吞并的形式实现统治，而是让各方国部族各自回到故土，保持自己的特色。

历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呼应。西周考古呈现出非常独特的面貌，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多次级区域中心布局。在西周都城遗址之外，遍布各地的诸侯国遗址不断带来惊喜。西周考古中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属于世袭贵族家族，如山西曲沃晋侯家族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市应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河北邢台邢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西安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山西绛县倗伯家族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黎城黎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迄今为止，考古已经证实了晋、燕、虢、鲁、齐、应、邢、滕、陈、宋、蒋、卫等西周封国的所在。

西周为何有这么多封国？

回到西周开国之初，武王克商之后，并没有立刻占领商朝都城自居，而是率主力部队西归。被征服的商朝遗民仍交给纣王之子武庚管理，武王留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扎在商旧都附近，监督武庚。两年后武王去世，幼子成王年幼，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武庚发动叛乱。随后，周公联合西周宗室召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三年，周公再次攻下商旧都，并且征服了整个东部平原，将西周领地向东推进到山东半岛。

正是这次周公东征，而非武王伐纣，真正开启了西周的政治建构大业。

为了管理东部平原和其他王国边缘的战略要地，周王室成员和亲属被派到各地建立封国，战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命名为：封建。西周开国元勋姜尚——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受封于今天淄博附近，建立齐国；周公受封于今天曲阜的鲁国，由于要在国都辅佐成王，派长子伯禽代为赴任；燕国在今天的北京西郊房山，是北京近年建城史的起点……这些封国是西周王朝强有力的触角，牢牢稳固了王朝对广大领土的统治。“西周国家在其征服的每一个角落都植入了周的成分，以作为统一政权管理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认为，“（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华北平原随后几个世纪里的基本政治结构。”

这种政治格局正是源自周人龙兴的特殊经历。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必须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许倬云说，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举措：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考古发现提供了佐证。迄今为止，周王室的遗存都是一个谜团。在普遍认同的西周三个都城遗址——周原、丰镐与成周，出土的基本是高等级贵族家族遗留下的遗存。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是西周贵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级建筑和大量青铜器窖藏，基本也都与贵族家族有关；洛阳成周遗址考古所见的，也是周人和殷商遗民的贵族墓地，与王室密切的文化遗存很难见到。

这说明，周王权的存在感远不如商，王权留下的遗存也就稀少了，这些现象支撑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说法。徐良高认为，这种商周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常常争论不已的“周制”与“秦制”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历史根源。东周时期周王权衰落，诸侯并争、诸雄争霸的历史原因，也可以追溯到此。

做周原考古的宋江宁到殷墟考察时，就像西部小城岐邑的百姓进了首都，第一印象便被商都的壮观所折服。商是资源高度集中于首都的国家，“就像法国被称为巴黎和巴黎之外，商也可以分为殷墟和殷墟之外，”宋江宁说，“整个商王朝的GDP肯定比不过西周，但殷墟GDP会超过西周的每一个城市。”

地理角度为周的逆袭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从周人克商开始，来自西部关中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秦灭六国，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隋唐建立……这一系列由弱者厚积薄发造就的王朝更迭，都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复现，而以周代商是第一次。原因在于，关中平原这片神奇的土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在黄河、秦岭等山河环抱之中，拥有天然的军事屏障，而渭河、泾河冲积的平原提供了北方难得的沃土，形成这些弱势族群在安全的环境中默默积蓄势力的理想温床。彼时，周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禀赋的优势作用，但若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不难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对商周之际剧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