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处决,还是暗杀文景盛世前夕,一段

周勃大约是在文帝三年的时候免相离京，回到了封地绛县，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每逢河东郡守尉路过绛县，周勃就像惊弓之鸟一般“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周勃在畏惧什么？史书说，是“自畏恐诛”，

也就是说，被迫赋闲在家的周勃，这一年多里都是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度过。

一个早就远离权力中枢的人，却得全副武装来提防同僚的黑手，尤其提防的还是地方守尉，

真是咄咄怪事！

以周勃的声誉，即使重案在身，难道不用经过一个审判程序，就直接由地方守尉就地处决吗？

恐怕周勃畏惧的不是被“诛”，而是被“隐诛”！

隐诛，危险的气息

隐诛，也就是“秘密处决”，这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处决贵族官僚的方式，汉朝也不例外，

秘密处决的对象，不是皇族宗室，就是极具政治影响力的高层人物，

或经审判却掩藏案情，悄无声息地处死；或纯粹秘密处决，即不定罪直接处死。

但无论哪种，事后被“隐诛”的人往往都被伪装成自然死亡，或者干脆就不提死因.......

如刘邦死前密令陈平去军中立斩樊哙，尽管没有实现，但却是不经定罪直接处决的“隐诛”手段无疑，

由此到可以解释为何周勃一见郡守就惊恐不安，只因地方郡守完全有可能带着密令来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何况当时的河东郡守是季布，

重点是，季布属于新兴政治力量——军吏集团，

所谓军吏集团，是文帝有意选拔的军吏、法吏、儒吏、士吏及宗亲官员，如军吏有云中太守魏尚，法吏有原河南守吴公，儒吏有贾谊，

他们这类官员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权意识，而儒吏虽有政治欲望却有拱卫皇权的强烈意识，

实际上文帝的意图已经很明显，军吏集团的兴起，就是为了逐步取代功臣集团！

季布是什么情况？

原为项羽的部将，后被刘邦赦免，为人既不阿谀逢迎、也不畏惧权贵，

文帝本想提拔他为御史大夫，却听说他好发酒疯，只得放弃了这个打算，留季布在长安居住一个月后，又让他回原郡继续任河东郡守，

对此季布很不满，埋怨文帝为人处事太不厚道，总之，一番话说得文帝尴尬至极，憋了半天才解释说“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这里有一个细节，文帝将季布留邸一月，若真因他酒品差改了主意，为何不早早就遣回原郡？

一个月的时间可不短，表明文帝对于季布的去留经历了一个思索过程，

也就是说，文帝并不是搪塞季布，河东郡的确很重要，

军功集团首脑周勃的封地绛县，就在河东郡的管辖范围，不安排一个强势的郡守如何能震慑周勃呢？

不过这样一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

周勃一就国常“恐诛”，说明他己经嗅到危险的气息，可遍翻史料也没发现周勃犯了什么杀头的大罪，那他未就国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这么紧张？

这一段历史模糊不清，但也不是没有线索，

实际上汉文帝即位前后，相继发生过多起诡异的“死亡事件”。

多起诡异的“死亡事件”

文帝是在高后八年（公元前年）闰九月的最后一天即皇帝位，

即位前，原配妻子代王后去世，死于吕氏被灭族前后不知；即位当夜，汉惠帝刘盈仅剩的四子——小皇帝刘弘、梁王、淮阳王、常山王被处死。

元年（前年），四个嫡子在文帝即位后不久相继死亡；楚王刘交去世，楚太子刘辟非死于其父刘交之前，疑同为文帝元年；齐王刘襄去世。二年（前年），燕王刘泽去世；丞相陈平去世。三年（前年），城阳王刘章去世；辟阳侯审食其被淮南王刘长杀害；济北王刘兴居孤军反叛，被诛杀。四年（前年），灌婴去世；绛侯周勃死里逃生。六年（前年），淮南王刘长被绝食而死。

将这些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以上众人，除了惠帝四子、审食其、刘兴居、刘长死因明确、周勃幸存之外，

其他人是自然死亡，还是秘密处决，亦或者政治暗杀？史家闭口不谈，

他们中既有皇族成员，亦有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分别与皇帝是夫妻、父子、兄弟、叔侄、君臣关系，

这么多身份敏感的人物，在一个时期内先后暴死，不奇怪吗？

拿齐王刘襄、城阳王刘章来说，他们死时还不到三十岁；而陈平，在投汉时被称为“美丈夫”可知当时是个青年；至于灌婴，当时也因“婴虽年少，然数力战”被刘邦提拔为骑将，这才过了二十来年，完全谈不上他们会“老死”，可若是病死有何可遮掩的？

然而，史家对他们的死因一概沉默，

联系到周勃的恐惧，

虽于史无证，但真相似已呼之欲出：他们中有人死于政治暗杀，或者被秘密处决了.......

齐王兄弟三人，没有一人善终

说起汉文帝刘恒，向来被誉为“百世帝王之师”，古代那么多皇帝，能得到这样高度评价的有几人？

仅此一人尔，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二十四孝故事里，汉文帝排第二，仅次于舜帝，

是历史上一位相当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皇帝。

就算到了今天，但凡读过文帝遗诏的人，我想没有几个不触动的，某位网友总结得好——吾心深处是苍生，

一守一望间，两千年的时光已经流逝，

回望文帝的一生，他似乎就是为了塑造“模范帝王”而来，功成名就后离去......

平心而论，这样的皇帝，会搞政治暗杀吗？

说到底，当时毕竟是皇权社会，皇帝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这也使得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人前扑后继，而一个皇帝要想坐稳江山，讲究的是手腕，

即使觉得不可思议，但残酷的权力斗争之下，血缘与情感纽带反而成了最没意义的存在，

这种环境中，凭什么汉文帝是个例外？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一些人的死亡与汉文帝有关，但齐王刘襄、弟弟城阳王刘章双双暴毙，确实死得蹊跷，

关于齐王刘襄之死，或许还能假设为“帝位未得，抑郁而亡”，

那么刘章呢？

更意外的是，刘章死后不过一两个月，济北王刘兴居竟孤军叛乱了，还把目标对准了荥阳！

要知道在荥阳东北部的敖山，有个非常有名的粮仓叫“敖仓”，这可是刘邦打败项羽的一大“法宝”，秦朝在敖仓的积粟之多，前后足足撑了刘邦十多年，

何况荥阳是关中的门户，这样的军事要塞，必然有重兵把守，

刘兴居仅凭区区一个小济北国的兵力，就想撬掉关中的门户，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还是执意发动了这场没有胜算的叛乱，为什么？

失常的举动背后必有难言之隐，齐王刘襄和城阳王刘章的死因存疑。

在诛吕行动中，齐王起兵虽立了功，但实质却是谋反、叛乱，无异于是对西汉王朝统治者的挑衅行为，如果不处理齐王，其他诸侯难免会野心膨胀，从长远角度来看，反而会为朝廷与诸侯这层微妙的关系埋下隐患。

汉初各种政治势力丛生，

内有诸侯势力、功臣集团，吕后时期外戚势力兴起，外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无论哪个势力，对西汉统治者来说都是威胁。

其中最为醒目的自然是诸侯的势力，各诸侯王吃穿用度堪比皇帝，经济、军事独立，重要的是各诸侯国的臣民尚未形成为皇帝效忠的意识，反而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处处以诸侯王为中心，诸侯国相虽是朝廷所置，仍杜绝不了一些人鼓动诸侯王谋反、刺杀皇帝，

当年刘邦险些死于赵国国相贯高等人的暗杀，若不是陈平情报网密集，刘邦未必能逃过一劫，

可见，诸侯王在不少人眼里，与皇帝的区别不大。

吕后时期，齐国就是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文帝即位后如故，

于公于私，齐国势必会被放在打击目标的首位，而趁着齐王起兵伐吕刚刚消耗实力之际，继续削弱其势力才是良策，

因此，文帝即位后只将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又以朱虚侯刘章、东牟侯欲立兄长齐王为借口，故意降绌二人的功劳不封王，只予各二千户，金千斤，

不久，齐王刘襄暴毙，不排除是死于秘密处决。

次年三月，文帝在封自己儿子为诸侯王时，顺便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封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不动声色地分割了齐地，进一步削弱了齐国。

文帝三年四月，城阳王刘章薨。

刘章这个人，从他在宴会中斩杀吕氏族人来看，应当是刘肥诸子中性情最为刚强的，

诛吕时，刘章不仅成为诸侯与功臣集团合作的纽带，他还非常果断地杀掉了吕产，

要知道周勃等人即便抓住了吕禄都未当场斩杀，为的就是以防政变失败，功臣和吕氏外戚还能和平谈判，

也就是说即便是发动政变，陈平、周勃也没计划当场诛吕，

结果刘章带着千余人闯进宫门，见吕产逐杀之，直接开了屠杀先例，随后功臣集团也开始大屠杀，将吕氏灭族。

假如吕氏真作乱，刘章的自作主张完全可以理解，

可我们分析后发现，诸吕既未擅权，也无作乱的实力，更谈不上谋乱危刘，反而齐王举兵时，他们还在依附功臣集团的灌婴带兵去平乱，

说诸吕作乱，就是歪曲事实，

站在这个角度再看刘章，不是血腥政变的始作俑者是什么，

奈何文帝即位当夜，就妥协性地下诏肯定了这次政变的正义性，自然不会问罪刘章，

但是，当文帝与功臣集团关系发生变动时，刘章的处境就危险了。

文帝即位不过三月，陈平等人就提议立太子，

程序没毛病，立储是任何朝代至关重要的大事，可问题出在时间上，也就是时机不对，

当时文帝自己的皇位都没捂热，就谈立太子岂不是太早，

文帝即位前后表现出的老辣政治手段，让功臣集团很是忌惮，因此他们名义上是册立太子，实际是对文帝的一种威胁：如果文帝让功臣利益受损，他们可以换个皇帝！

举朝上下几乎80%的官员都是功臣集团的成员，换皇帝实对他们来说问题并不大，

文帝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确实是个早熟的类型，面对这种威胁，他选择了示弱妥协，立长子刘启为太子，

不过这不代表文帝会一直任由功臣集团操控政局，

文帝元年，文帝提拔吴公、贾谊等人，小心翼翼地筹谋扶持一股新政治势力，来与功臣集团抗衡，

这是场没有硝烟的权力争夺战，

文帝二年年初，丞相陈平突然死亡，也许是其中一种结果，

几个月后，文帝不仅封了自己几个儿子为诸侯王，还封了其他几个宗室子弟，到了九月又把能调动军队的兵符交到各诸侯国国相手中，

不能不说这不是一种拉拢刘氏宗室的行为，为的就是加强外援，震慑功臣集团，

而文帝三年刘章之死，恰恰说明文帝基本上已掌控大局，

假如是文帝秘密处决了刘章，说明他将“诛吕事件”的性质重新定义，以此来警告功臣集团，他们究竟是叛臣、还是功臣。

而济北王刘兴居，见刘襄、刘章两个兄长不明不白的死掉了，认为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

索性举起了反旗，要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这场叛乱毫无悬念，短短一个多月后，刘兴居失败被杀......

齐王兄弟三人，没有一人善终！

不可一世的功臣集团

再说功臣集团的三位核心人物陈平、周勃、灌婴。

起初陈平与周勃、灌婴没有私交，而且早年的时候周勃、灌婴还在刘邦面前揭过陈平的短，

但是吕氏外戚崛起后，一切就不同了。

吕后扶持外戚的原因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惠帝刘盈早死，之后即位的两个小皇帝年纪幼小，吕后本人也年过半百，皇权微弱！

此时她最担心的不是远在的封地的诸侯，而是近在咫尺的功臣集团！

毕竟诸侯对皇帝的威胁，尚有时间上的、空间上的缓冲，

反而占据朝廷重要职位的功臣集团才更为危险，他们不仅能够直接左右朝局，还有足够的资本决定皇帝的废立，

这放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眼里，都是巨大的隐患，迫于无奈皇帝只能依附外戚来制衡权臣。

但是站在功臣集团的角度，他们习惯了独揽大权，外戚突然崛起就像出现了天敌一样，他们的设想是与皇帝共天下，可从未考虑过让外戚来分一杯羹！

本来吕后在世时，还是在皇帝、外戚、功臣三者之间调和平衡，

但吕后一死，平衡被打破，全力辅佐小皇帝的外戚集团，无异于功臣集团的眼中钉，他们当然要置天敌于死地。

早在吕氏去世前，陈平就已经动了夺权的心思，只是苦于自己孤掌难鸣没有行动，

恰在此时，陆贾洞悉了陈平的心思，于是建议他送礼给周勃，缓解关系，来了个大和解，

自此，本来政见不同的功臣集团内部，在陈平、周勃和解后，统一了步调，一致将矛头对准了吕氏外戚。

他们先与身在长安的刘章结交，以刘章为纽带联系诸侯势力，

就这样明明是为功臣集团自己图利，却巧妙的被引渡为“刘吕之争”，在舆论上先站在了制高点，

整个政变过程之前有写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补充一下，诛吕事件中，每逢关键时刻，被推在前面的都是齐王那边的势力，比如刘章斩杀吕产，刘兴居去清宫，

想来老谋深算的功臣们给齐王三兄弟画了一张不小的饼，齐王三兄弟年轻鲁莽，没有深思熟虑轻易就被利用，

事后，功劳都被功臣集团拿走了，恶名却都让三兄弟背上了，可悲！

不动声色，从内部瓦解

这么近乎完美的政变，看在文帝眼里会是什么感受？

文帝不是刘邦，他与这些功臣既无情感纽带，也无私交，陈平的才智、周勃与灌婴在军中的威望都足以使他寝食难安，

这样一个把吕氏、齐王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势力，迅速政变表现出的实力，怎会不让他忌惮？

后来淮南王刘长在文帝的纵容下，无所顾忌就杀掉了辟阳侯审食其，

追溯原因应该从这里开始，功臣集团势力太强了，文帝没有外戚势力可依靠，只能依靠刘氏子弟，纵容他们胡闹，来与功臣集团抗衡。

陈平之死，或也是一种政治暗杀，为斩掉功臣集团的“首级”，

其后又火速让周勃复职，降低陈平之死对功臣集团的警惕，再利用贾谊等人，提出列侯就国，将功臣集团首脑周勃扫地出京，打散这批关系错综复杂的功臣之间的凝聚力，

随后任用灌婴为丞相，又让他去打匈奴，

文帝不动声色地争取到了安排己方渗入朝廷各枢纽的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从内部开始瓦解功臣势力。

文帝四年，懽英去世，

也许正是懽英死得不正常，才引起远在封地的周勃警惕，此后但凡有河东郡守路过，周勃就高度紧张，生怕死在暗算之中，

但周勃的反常举动，也引起了郡守注意，穿着盔甲、手持兵器这是造反迹象，

于是周勃被人告发图谋不轨，被文帝下大牢，吃尽了苦头，

后来还是在贿赂文帝的舅舅薄昭后，使得薄太后出面，这才保住了性命。

这里，文帝真的是天生的帝王之才，

他顺水推舟放了周勃，看似是孝心起了作用，实则是借机提升了外戚的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此前他封淮南王的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的舅父驷钧为清郭侯、自己的舅父薄昭为轵侯，

这些行为无一不是一种对外戚势力的鼓励与肯定，

换句话说，吕后外戚的合法性，实际上也在那一刻得到了认可。

周勃虽死里逃生，但此后威严扫地，羽翼尽失，

这样一个周勃，活着反而还会彰显文帝的“德”，死掉反而得不偿失了。